但是，理想模型不能作为药方，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了解问题产生的原因、历史及现状，了解问题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哪些是可控的，解决问题有哪些有利和不利条件，以及如何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条件。

电信市场，产业链较长、市场主体很大，但是，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三家公司几乎瓜分了全部基础电信服务市场。严格地说，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进民退，因为根本没有过民进国退。

全民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不过是一种名义，是一种虚幻。因为实现了行业和部门的垄断，为实现有效控制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主要产品市场的份额，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以行业垄断为基础，通过联合的管理控制，联合的股权控制，各个行业的龙头老大之间构建垄断联盟，通过垄断协议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控制定价权，比较常见的具有串谋定价性质的是大型国企的固定价，共用垄断利润收益。特别是，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型国有公司正在大面积地演变成跨国公司，享受资本主义大公司和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的双重好处，其财力之膨胀，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样不可遏止2009 年县级经济总量已经占全国的 56.31％，地方财政收入超过了 1/4。

所以，实行分税制之后，中央政府立竿见影地占有了全国大部分收入。地方政府，包括从省到地级市，到县级市，县，再到乡镇一级政府、街道一级政府或者政府派出机构。第二，尽管在本书第二篇的这11篇文章反复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预算民主应该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和基本问题，因而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政府预算公开、透明和政府财政收支要受到实质性的监督和制衡开始，但是笔者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没有选举民主，即没有纳税人自己能真正选举代表进国家立法机构来制衡、监督和批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预算民主对当代中国大陆13亿公民来说，将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和梦想。

在这样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格局中，不了解西方发达国家这次衰退的真正原因，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和走势有一个到位的判断。2010年净投放8，895亿元，而2011年净投放19，070亿元，故3年期间，中国央行才共增净投放基础货币 3万亿左右。由此，这些年我与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上海财经大学的蒋洪教授，全国人大代表叶青教授等学者一起，一直在利用一切场合不断地宣讲这样一种看法：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就要把财政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和切入点。最后，笔者讲出了本书所要传达的一个基本理念：政府权力受到实质性的制衡，是未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借此机会，我这里谨向海内外广大读者交代两点：第一，正是通过我们这近20名长期关注预算法修订的参会专家、学者的共同意见，以及全国其他地方的专家、学者、全国人大财经委和中国央行领导，乃至关注这个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改变了这次预算法的修改进程，即全国人大常委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在8月底三审二审稿，也没有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讨论、审议和通过新的《预算法》修正案，而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则决定本届人大不再审议预算法修正案。由此，笔者也一直相信，除非人类在未来能够发现像蒸汽机、内燃机、核能、航空、航天技术以及计算机IT网络技术这样能改变整个人类生活方式的大的科技革命，这次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衰退将是一个长萧条。

在中国经济连续近10个季度增速渐进下移时，千万不能像2008年下半年那样想指靠启动新一轮大规模的政府铁、公、基建设投资和靠天量银行贷款来保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了，这样会把中国经济推向大萧条的。《预算法》修订与预算民主与2012年7月中国大陆出版相比，这次海外繁体版新增了笔者新近发表的有关中国的预算法修订的四篇文章，并在后面加了一个附录四：对《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的五点修改意见。也再次谨志对北京中信出版社的陶鹏编辑自其中的协调工作的谢忱。这主要是因为，正是基于自己的思辨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观察和反思现实经济与社会问题，才得出了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和财经媒体界人士一般不同的理论判断和见解，且在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几年自己的一些宏观判断和见解，已被现实证明是站得住脚的和大致没错的，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篇觉得是离谱、需要隐藏和事后修改的。

另一方面， 当今中国社会中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政府官员腐败大面积发生而屡治不果，商业诚信缺失，因收入分配不公、农民土地失地、环境污染等原因所造成的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发生和积累，万人以上的群体事件此起彼伏，也充分显示了中国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要求。世人均知道，现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波动，除了市场和企业层面经济活动自然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的调控政策所助推和政府投资所造成的。首先，这一组文章分析和回顾了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即中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发生的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的市场化。在这三篇长文中，笔者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的商业周期理论，发现2008年下半年以来这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主要原因是世界经济处于人类进入现代经济社会后的第四次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the Kondreatief Circle）的末端，即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由人类社会第三次工业革命——即核能、航空和航天科技、以及计算机、IT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动力的衰竭。

从凯恩斯的这一伟大理论发现出发，笔者认为，近些年中国经济体内广义货币之所以快速增加，达到了1元GDP有超过1.8元的广义货币的比例，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央行在主动地超发货币，而是主要原因是在近几年中国政府决策层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下，天量银行贷款创造了存款，从而最后在中国经济扩张期凝结成了广义货币增量的结果。这一理论已经经过去4、5年的历史检验了，也将会在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中受到检验。

他还提出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即得]利益。不干可能不犯错误，但要承担历史责任。

这两篇新文章的潜台词是，中国经济增速下移，市场化改革红利吃尽，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在被推向议事日程，即中国经济增速的下行，正在逼迫当今中国进行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为海外中文繁体版序。由此，笔者这部著作所要传达的一个基本信息是，中国全面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等不起，也拖不起。越晚改革，改革的张力和难度也会越大，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成本也就越大。因而笔者自忖，本书第三篇的19篇文章，才可能是本书最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精华部分。另一方面也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了解现代货币经济学和熟悉我研究思路的学者或学生也许知道，这一组文章，才是我这几年投入研究精力最多、且最可能有点细微的理论价值和学术贡献的作品。笔者由衷地相信，只有大多数中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觉醒了，未来中国的宪政民主政制建设才能真正起步，中国才会动真格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

收入本书的这一版附录四，正是我们通过官方渠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提交的我们的五点基本共识（已经在国内公开发表）。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所发生的种种经济与社会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会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会后，我们又通过参会专家网上多次反复提出修改提意见，最后达成了我们的全面修改《预算法》的共识，并在2012年8月5日全国人大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关闭日期之前，通过全国人大的官方渠道正式向人大法工委提出了我们对新《预算法修正案》逐条的和具体的修改意见。因此，李克强主张要更好地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

在此情况下，这中间差额近33万亿元的广义货币M2到底是如何被创生出来的？得益于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及其后凯恩斯学派（the Post-Keynesian）的货币内生论，笔者在近些年的宏观经济评论中反复讲解了这样一个观点：当人类经济社会进入信用货币阶段后，尤其是到了互联网时代的货币数字化和电子化之后，整个金融系统的运作实际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里请允许我再引述一次在本书原序中所引的《周书？泰誓》中的一句话：天有显道， 厥类惟彰。中国走向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繁荣与和谐的现代良序社会，这是已经显现且不可阻挡的历史大趋势。这些理论发现及其宏观意义，也许只有熟悉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业内人士才能理解。

发现这些问题后，由我牵头，由上海法律与金融研究院和复旦大学经济思想与经济史所共同组织，于2012年7月25日在上海举办了一次《预算法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一下简称二审稿）专题讨论会。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

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增速下滑了，如果中国经济出现了商业周期，那么我们这个国家就可能承受不起了。就此而论，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实际上与当今中国经济政治体制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我们估计，如果让这一预算法修正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通过，将会给未来中国经济社会的运行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参这一海外繁体版第二篇所收入的最后四篇文章）。自2007年之后的全球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以来，不时有国内外纸面出版媒体和网络媒体给我约稿，邀我就当下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格局及其走势写些文章、发些议论、做些访谈。

中国经济下行倒逼改革与国内中信出版社的大陆简体版相比，这一海外繁体中文版新增加了发表在《FT中文网》上两篇头条文章：《把脉当下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渐进下移》。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有点接近1973年日本经济的情形。经过一天的热烈和紧张的讨论，我们达成了几条基本共识，并初步形成了对整部二审稿的逐条修改意见。由此看来，当今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进一步改革的问题了，而是早改或晚改，以及如何改和向何处改的问题了。

最后要指出的是，一个强大、富强、和谐的中国，不仅是13亿大陆中国人和我们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期盼，也是香港、台湾、澳门乃至数千万海外华人共同愿望。越早改革，红利越大，13亿中国人的福祉越大。

由此也可以说，笔者也和这些年参与预算法修改讨论的全国许多专家一起，向社会和读者交了一份有意义的答卷。在现在的数字货币（digital money）时代，货币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而产生，因而事实是银行贷款创造银行存款，而并不主要是因为央行在主动地向经济体内注入货币。

这既是一些中国模式论者的炫耀辉煌的理论之据，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种种经济与社会问题不断积累的根源。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